讲求 | “世纪末的思想与经验”论坛纪要

由《社会》编辑部、CJS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之“世纪末的思想与经验”分论坛，于2022年9月25日圆满落幕。本次专题的召集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张巍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冯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傅春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的贺晴川、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黄锐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孙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孙飞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孙尧天、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王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肖永虹、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余明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张佳峰、《学术月刊》编辑部的朱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邹子晗出席并参与讨论。专题围绕世纪末前后的中西人物及其思想展开，内容涵盖社会学、哲学、美学、文学等不同领域，在场的学者们各自汇报了原创的研究，并针对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冯庆：

赫尔德的“天才灵魂学”

——历史主义的审美启蒙及其哲学内核

会议伊始，冯庆老师首先作了题为《赫尔德的“天才灵魂学”——历史主义的审美启蒙及其哲学内核》的报告。冯老师认为，赫尔德的启蒙不是纯粹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启蒙，而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启蒙。天才和趣味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秩序是天才在具体的力量运用过程当中，不断积累出来的经验。趣味会引出对行动中的理性的要求，这样的理性是一种历史理性、实践理性。通过理性的实践，人类总能摸索到一种稳定的趣味。所以，不存在整全的人，只有在发展中的人。至于“趣味”与“政治德性”的关系，赫尔德认为，“趣味应该是德性的形象和衣冠：当德性无迹可寻时，其形象和衣冠也就随之消逝。”但是，作为“仪礼和良俗”，趣味也能够促进德性的发展。而现代的德性不外乎是一种金钱与军事的德行。

冯庆的报告结束后，贺晴川与张佳峰两位老师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贺晴川认为，赫尔德展现了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的阴暗面。所谓的第二次浪潮也许只是第一次浪潮的德性的外衣，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能依旧处在第一次浪潮的余波之中。张佳峰认为，传统观念对希腊的想象是理性驯服激情，但从赫尔德这里，我们或许能看到其他认知方式。另外，张佳峰对冯庆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可以增加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对话，并尝试更加细致地探讨赫尔德与培根、马基雅维利等人在思想上的勾连。

赫尔德（1744-1803）

王赟：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方法论问题

随后，王赟老师作了报告《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方法论问题》。王赟认为，以往对韦伯的研究集中于内容层面，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韦伯的方法论。王赟梳理出了几个由于不理解韦伯的方法论而产生的误读，这些误读之所以产生，大部分是由于用自然科学的因果逻辑来理解韦伯。自然科学的因果逻辑是严格的、无历史的，但韦伯遵循的是历史解释，历史解释立足于对人的理解，是多元因果性的。韦伯实际上突破了狭义的理性，更强调实践中的生活体验与理解。

王赟的报告结束后，孙飞宇老师与朱颖编辑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孙飞宇认为，对方法论的讨论不能单纯集中在方法论的层面，韦伯的方法论背后有他对人的深切理解，在他的笔下，新教徒和早期资本家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绝望地寻找意义的孤独个体，一个哭泣的婴孩。朱颖则从编辑的角度指出，首先，王赟的文章从标题来看，似乎着眼于韦伯在分析中实际运用的方法论，但文章有大量篇幅在讨论韦伯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另外，朱颖还就文章中“理想型”的概念，个别词汇的翻译及其出处等问题与王赟进行了商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34年德文版

孙畅：

自然继替与世界主义

——罗伯特·E·帕克的人类生态学探究

接下来，孙畅作出报告《自然继替与世界主义：罗伯特·E·帕克的人类生态学探究》。一些社会学家想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同化”来解决美国的移民问题。但是，帕克发现同化的过程经常是停滞不前的，人类混杂的组成部分改变了，但是还远远没有构成一个整体，这成就了一种新旧世界特质共存的“社会熔炉”。所以，同化只是一种理想，而“共生”才是永存的真实状况。帕克自身的生命历程让他更加能够感受到移民心中的文化冲突，感受到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消散的乡愁。所以，帕克在对城市的定义中提到，“城市实际上根植于其居民的习惯和风俗之中……有其自身的生活和生命”。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潘光旦的“位育”与帕克的人类生态学有“至少是相通的意义”。

针对孙畅的报告，孙飞宇老师和朱颖编辑进行了评议。孙飞宇认为，人类生态学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中国受人文生态学的影响而开展的社区研究就与“乡土性”有重大的关系。另外，世界主义的精神就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世界性是美国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最后，帕克把城市理解成自然生发的，而“位育”还是一个有儒教色彩的概念，二者依旧有很大区别。朱颖则对文中的世界主义，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个词的涵义进行了辨析。

赫尔德（1744-1803）

肖永虹：

民主宗教的个性基础

——威廉·詹姆斯对新教人格的改造

接下来，肖永虹作出了报告《民主宗教的个性基础——威廉·詹姆斯对新教人格的改造》。詹姆斯注意到现代个体的忧郁现象是从新教传统当中发展出来的。主观忧郁源于高级情感和低级情感、有用的冲动和偏离的冲动在心中造成的混乱。这种现代个体的自我分裂不仅受到入世禁欲主义的影响，也是现代个体难以在不完善的自我和积极的理想之间搭建桥梁的后果。客观忧郁则是指个体进入在生活之外评判其价值的状态，丧失了真正的生活感觉，并产生出关于人生意义的焦虑。在詹姆斯看来，民主生活的经验可以改造古代圣徒追求精神洁净、禁欲苦行和慈善的品质，将奋发向上的斗志、悲悯和宽宏大度的待人之道作为民主宗教的个性基础，孕育民主社会的改革理想。

随后，冯庆和余明锋两位老师对肖永虹的报告进行了评议。冯庆首先指出了詹姆斯对新教人格的改造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思想，即把宗教经验还原为常人的生活经验。另外，冯庆提出了一个当下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詹姆斯的民主宗教是否能治好我们的精神内耗？余明锋看到了詹姆斯的思路所体现的比当下流行的精神分析更加开阔的视野，并由此联想到，传统的儒释道哲学，是不是也可以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以应对当下的精神危机？另外，詹姆斯也提示着我们，禁欲主义其实包含正反两方面，一方面以否定生命的方式鼓舞起生命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禁欲主义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虚无主义。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张佳峰：

严谨的艺术科学何以可能

——论维特科尔对艺术史与心理学关系史的细部考察

经过中午的休息后，会议以张佳峰的报告——《严谨的艺术科学何以可能——论维特科尔对艺术史与心理学关系史的细部考察》为开端再次展开。围绕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理论对艺术史入侵这一议题，维特科尔论述了弗洛伊德、泽德尔迈尔和克里斯等维也纳学者的经典研究个案，厘清了精神分析与人格分析两条心理学取向的艺术史研究路径。但是这两条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单因论，二是去历史化。维特科尔从历史语境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二者进行批判，主张使艺术史研究摆脱抽象性的暴政，将艺术作品置于总体的文化背景之中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张佳峰进一步讨论了如何迈向严谨的艺术科学，包括重视普通知识，在艺术的想象力和历史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等。

报告结束后，黄锐杰和余明锋两位老师进行了评议。黄锐杰谈及心理学在维也纳的兴起的政治背景，并补充了张佳峰关于天才论源自唯名论的胜利的看法。他认为天才论恰恰是唯名论还不够彻底的体现，因为天才论背后缺失了大众式的个人经验。另外，历史语境主义不是艺术科学化的唯一途径，我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思路。余明锋则指出，在讨论艺术科学化之前，我们可能预先要提出的问题是：艺术多大程度上可以科学化？

鲁道夫·维特科尔（1901-1971）

孙尧天：

“五四”家庭改革的内与外

——围绕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讨论

下午的第二场报告是来自孙尧天的《“五四”家庭改革的内与外——围绕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讨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内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鲁迅采用人类主义的眼光来理解家庭。在中国传统孝道中，“爱”和“敬”是两个最关键的方面，但对“敬”的过度强调导致家庭关系中爱和敬的失衡。鲁迅用爱作为纲领进行家庭改革，其实是把握到了传统家庭伦理的空心化问题，为将死的父子伦理找到了恢复生机的活水源头。

对此，傅春晖和张巍卓两位老师进行了评议。傅春晖认为，鲁迅的很多观念在当时的其他思潮中也有体现，辨析鲁迅到底是受哪种思潮影响，可能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另外，中国人的长者本位、孝道和礼教，不仅仅是家庭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中国当时出现家庭问题，是社会环境出现问题，还是孝道思想本身有问题呢？鲁迅的看法是后者，所以在家庭问题上，鲁迅的许多看法和传统儒家观念是不同的。张巍卓则认为，我们理解鲁迅，不仅需要在社会的维度来理解，也需要理解他个人的性情与人格，感受他的力量，从而将其变成我们在当下自我滋养的养料。另外，要彻底理解鲁迅的家庭观念，只依据这一篇文章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参照鲁迅其他的相关文本。

鲁迅（1881-1936）

黄锐杰：

撒哈拉衰亡史

——重读三毛〈撒哈拉的故事〉兼论台湾问题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报告是黄锐杰的《撒哈拉衰亡史——重读三毛〈撒哈拉的故事〉兼论台湾问题》。上世纪70年代，面对西班牙对西撒的殖民统治与西撒的民族独立运动，三毛的态度很游移，一方面，她当时已经入籍西班牙，也不能认同西撒土著的习俗。但另一方面，她又有限地支持人民阵线，这更多是因为台湾跟西撒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过对我们来说，要区分台湾问题背后的殖民问题以及分裂的诉求。这一点王英津做了非常重要的区分，即自决性公投与民主性公投的区分。自决性公投仍然从属于反殖民问题，但民主性公投是已经解决殖民问题之后一国之内的问题。台湾从日据时期解放出来后，就不能再以西撒的方式理解。

报告结束后，傅春晖老师与邹子晗同学进行了评议。傅春晖认为，从文学层面来看，《撒哈拉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从社会学或人类学视角看，三毛不同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也能给我们的田野调查以独特的启发。从我们自身的历史建构来看，我们跟随着三毛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寻找自我过程，我们需要把台湾、上海、香港等地的历史及其对殖民的反思纳入到自我建构当中。邹子晗则看到了三毛的写作呈现出的文明与不文明之间的张力。三毛对文明和自然的感受是艺术性的、审美性的，在西撒的物质条件下，她本可以像沙哈拉威人一样自然地生存，但是她没有办法抛弃心中文明的欲望，这与她崇尚自然的感通可能是相悖的。她很像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与当地人处于微妙的关系中。而她自己的“拾荒”梦想，本身就体现出一个游荡在各个文明中间的形象，这或许也是一种她对她所在的世界和文化的反叛——将物从实用性中解放出来，拉回到艺术式的处理方式中去。█

文稿 丨孙旭阳

编辑 丨刘一杉

校对 丨王东宇

审核 丨赵逸洲、杨勇